简介：敦煌研究院已有70多年的历史，“注重人才培养”的传统代代相传。早年，常书鸿老师从法国归来，广纳全国人才，发展敦煌事业；改革开放之初，段文杰院长送年轻人出国留学……如今，一批批敦煌人坚守沙漠半个多世纪，陪伴他们的是“历史老人”莫高窟石窟。敦煌研究院里有很多“海归”，你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三个。敦煌研究院已有70多年的历史，“注重人才培养”的传统代代相传。早年，常书鸿老师从法国归来，广纳全国人才，发展敦煌事业；改革开放之初，段文杰院长送年轻人出国留学……如今，一批批敦煌人坚守沙漠半个多世纪，陪伴他们的是“历史老人”莫高窟石窟。
敦煌研究院里有很多“海归”，你看到的就是他们三人的经历。回忆起一起的时光，他们从西北大漠远道而来，出国留学。讲述了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走出困境，认识外面的世界，坚定地回来，一生扎根沙漠，享受其中。
李平： 不要忘记开拓精神
1988年5月8日，25岁的李平在日本神户大学上学第一天。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结束在日本的交流活动，从东京回国。他拜访了李平的老师、神户大学文学教授。
“这个女孩不容易，她从敦煌来到这里，我们学院非常需要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才，希望白桥老师尽力培养她，让她尽快回国。”李平回忆说，明岁白桥很感动，认为院长很忙，可以去看望他这个留学生。
当时，李平从一个木材商那里租了一套公寓。段院长还专程拜访了房东。他拿出一本敦煌小画册，交给了木材商。
“30年前的时光与今天无法比拟。此前，我只在北京学习过几年，从未出去过。”现在，这位55岁的老人回忆起那天站在雨中，看着段院长离去的背影，不停地哭泣。
1981年4月1日，18岁的李平和另外22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坐上一辆贴着“欢迎新干部”牌子的公交车，开往莫高窟外的敦煌研究院。李萍和她的爱人坐在车里，当时他们并不认识。
1981年4月1日，李萍和同事在莫高窟前合影。图片/受访者提供
七年后，由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的基础，敦煌研究院派李平赴日本深造，在神户大学白石明隋研究室研究佛教艺术史。
李平离开敦煌时，他们喝的是咸水，住的是土房。买衣服，得问100多公里外的柳园的司机。一件价值十几块钱的衣服，大家都会看到。
在日本，百货商店、霓虹灯闪烁、24小时便利店、商品琳琅满目，服饰、化妆品、零食应有尽有。从人烟稀少的敦煌出发，李平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东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感觉有些头晕。
“从如此困难的地方走出来，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逃离了‘困难和孤独’，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她说。
1988年，李平在神户大学文学系留影。
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日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敦煌研究院与日本有很多交流与合作，急需懂日本、懂佛教艺术的人才。
“我走出去，敦煌研究院为我搭建了一个平台，我有幸能够在段院长和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敦煌学者的培养和指导下工作，并得到他们的关怀！”李平说，老教师对敦煌的热爱，为年轻人赢得了学习的道路，也为80年代的年轻人从中国跳到另一个国家创造了机会。
李平坦言，在日本回首祖国，她萌芽的爱国心和对敦煌的向往永远不会忘记。
当时，神户大学国际学生俱乐部位于香港岛。神户港与中国天津港的货物往来频繁。每当中国“鉴真”轮来港时，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上，都会看到会馆窗外飘扬的五星级红旗。
“当我看到国旗时，我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想念在医院的工作，想念老院长的殷切期望。”她说。
有一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范金石赴日本开会，李平随行担任翻译。离开机场时，范德安对李平：说：“日本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但如果你回到敦煌，你将是一个宝藏。”
理解范锦石的期望。当时神户大学有70多名中国学生，很多人毕业后选择留在日本。 1990年5月，李平没有再等一天，如期回到敦煌。回国后，她致力于国际学术会议的翻译工作。白天我翻译会议报告，晚上翻译两国资深专家的学术讨论。
两年后，日本政府援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展示中心。竞标和签字非常复杂，李平担任翻译。此后，我陆续忙碌起来，接待了小渊惠三等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政要、名人。
1990年，李平为段文杰院长担任翻译。
随后，李平从莫高窟接待部助理、副主任、主任晋升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主任。 40年来，她一直在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和数字展示中心这两个弘扬敦煌文化的“大部门”工作。她在文化遗产管理和游客管理的岗位上见证了莫高窟的开园过程。
进入中年后，李萍开始尝试利用自己的日语能力和特长翻译学术专着，翻译出版了《涅盘与弥勒像》、《犍陀罗艺术踪迹》等近百万字。
六年前，李平被敦煌研究院任命为研究员。在国家文物管理领域，接待员职位被授予研究员职称的情况并不常见。
“最近我还去日本看望了照顾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也为我今天的发展感到高兴，我也感到很幸福，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领域，也没有忘记初心。”李平表示，莫高窟让他们的事业、爱情、家庭都获得了成功。
李萍的爱人在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女儿出生在莫高窟。
孩子很小的时候，保姆就会把她抱在怀里，常常坐在莫高窟前的沙丘上，等待妈妈下班。女儿长大后，常常说：“爸爸妈妈，你们工作的地方人太少了。”
我女儿长大后去了上海。李平说，这一代的孩子想去人多的大城市。但现在，她经常打电话索要有关敦煌的书籍。上海敦煌研究院的展览我也每次都会去参观。
每年元旦，李萍都会带着女儿游览莫高窟。
“在我们心里，莫高窟就像一位老人、巨人，经历了许多沧桑，他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她说，我们民族和全人类有必要表现出最大的智慧、虔诚和敬畏，善待他人。他，爱他，让他永远被保存。
赵胜良，我们应该帮助她
比李平小一岁的赵胜亮，20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来到莫高窟。那是1984年。
赵生亮自幼酷爱书画。在大学里，我也读过一些有关敦煌的书籍。大三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研究院和该学院“缺乏人才”。急需学生到莫高窟工作。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赵胜亮西装革履，等待记者采访。他戴着眼镜，说话轻柔而友善，回忆起一些往事时总是像个孩子一样微笑。
1985年，赵胜亮在莫高窟。
1984年夏天，来敦煌之前，他给段文杰老师写了一封信。我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欢迎，段院长说了很多鼓励的话。”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赵胜良始终记得，父亲接连写信劝他回到云南老家。
我害怕毕业回国后家人会劝我改变主意。赵生亮简单拎着行李，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火车抵达兰州。在甘肃省文化厅报到后，我们乘坐火车近30个小时，抵达瓜州柳园站。下车后等了好久，终于坐上了从柳源到敦煌的长途汽车。夜幕降临，我进入了敦煌城。
那时的敦煌很小，更像是一个小镇，街上人烟稀少。下车后，赵生亮拖着行李在街上无处可去。路人都会看他一眼。 “因为人少，大家都看得出我是外国人。”想到这里，他又笑了。与此同时，当时范锦石正坐在研究所的顶车上，一辆北京吉普车正在街上来回寻找赵胜亮。
后来，范锦石回忆说，他在车站找不到赵生良，就打车去街上看了看。看到一名大学生拖着行李，他喊着上车。
到达研究所时，已经过了吃饭时间。范锦石去食堂打招呼，还特意留了一碗面条给赵胜良。吃完饭，我带他去看望段文杰院长。晚上，范金石带着他来到了九楼前的小平房，那是赵胜良在莫高窟原来的“家”。老鼠经常在土房、土床、土桌、纸顶上成群地跳舞。
第二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山洞。 “比我在书上看到的图片漂亮几千倍，我真的很喜欢。”赵胜良说，敦煌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当时家里地板上的土永远扫不掉，但他只能撒点水，喝大泉河的咸水，拉肚子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我就习惯了。不过，我出差回来偶尔会拉肚子。于是，经过一年的重复，赵胜良逐渐适应了。
“最初的几年很痛苦。但关键是你喜欢它。当你看到那些壁画时，它们非常迷人。做你的研究，找很多书读。当你知道壁画是关于什么的时候，知道这会更有趣。”他说出了颜色、人物、线条……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就坠入爱河了。
那时，他们是一群喜欢画画的人，经常去山洞里观看。不懂就问老一辈的专家。老老师们总是会耐心地讲解。
当时研究所有70多人，大学生不多。每年年底，段院长都会邀请几个大学生回家亲自做饭。作为四川人，段先生厨艺精湛，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1996年，曾担任《敦煌学》杂志编辑的赵生良也曾赴日本留学两年。两年后，赵胜亮自费赴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在日本呆了七年。
1998年，赵胜良、马世昌、宽福川在京都。
赵胜良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纷纷努力研究敦煌学。 “客观来说，确实比不上当时的其他人。”他说，日本有很多第一手资料，包括印度、中亚的佛教壁画，但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和分析敦煌艺术的特点。
2003年，赵胜良从日本毕业回国，收到了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橄榄枝”。 “我回敦煌看看，有两个因素促使我留下来。”赵胜亮说，作为一名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敦煌就是一个宝库，那里有别人看不到的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如果做得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赵胜良离开后的七年里，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看到了范德安，她付出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赵圣亮表示，她为保护石窟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事情。比如2000年前后，中国很多地方都通过开放旅游业赚钱了。范德安抵制了这种“思潮”，积极推动《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为莫高窟建立了相当严密的“保护机制”。
2005年，赵生良视察山崎塔。
七年后，赵胜良重返敦煌研究院《敦煌学》杂志，担任编辑部主任。 1984年来到敦煌研究院后，担任编辑直至1996年赴日本。
这本敦煌学权威杂志记录了赵胜良的青春岁月。老主任只有一个，而且是个军人。编辑部在敦煌，印刷在天水。每期都要坐火车30多个小时，手写稿件被送到天水。
排版有时要持续半年。排版完成后，印刷厂要求校对。赵胜良坐火车校对了半个月的圣书。上车的柳园站是换乘站。上车后基本没有座位，一路站着往往要30多个小时。
天水印刷厂位于郊区，连商店都算不上。有时看稿子忘记吃饭，只能挨饿。晚上实在忍不了了，就到附近农家换了一些零钱，换了一些剩下的玉米面包子充饥。
回忆起这些往事，赵圣亮说，人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坚守沙漠，是莫高窟本身，值得我们为之奉献一生。 “莫高窟伟大，不朽。在这样的宝库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他说。
赵胜良表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义务保护她、保护好、深入研究和弘扬这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
韩，我们是一粒沙
2003年，韩先生和刚从安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女友也来到了敦煌。
韩老师记得大学时的一个同学，他的祖父是一位敦煌学者老师。小时候，他随祖父住在莫高窟。他经常给同学们讲莫高窟的故事，给他们看祖父写的书。
“我渐渐向往敦煌，尤其是我的爱人，她特别喜欢这里。”韩说，毕业后，他们给时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写了一封信，最后来到了莫高窟。
在此之前，我看过有关敦煌的纪录片和电影，这让我对敦煌的恶劣条件有了心理准备。 “来到这里后，我发现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韩对他说道。
韩来的时候，莫高窟第九层赵生良曾经住过的平房已经改成了展览馆。敦煌研究院在三危山脚下修建了员工宿舍。食堂很干净，饭菜很美味。敦煌县还设有研究所家属楼，每天都有通勤巴士接送员工上下班。
韩在艺术学院学习临摹。我跟学院的一位老老师学了白描和书法。该学院把重点放在新人培训上。老专家带着韩某等新人一一参观、讲解溶洞，最后参加了考试。
当时艺术学院规定，新人要在接待部担任讲师一年。韩先生放下笔，每天带着游客讲解。当我有空的时候，我会背诵、阅读和学习。
2012年，韩某前往日本。在日本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他还完成了日本画硕士学位。
2016年，韩完成学业回到敦煌。 “走出国门，回到国内看到敦煌壁画，你会越来越喜欢它们，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东西，真是太棒了。”
韩有时会想，为什么在法国取得了巨大艺术成就的常书鸿院长却放弃了那些成就和生活，跑回了敦煌。
后来，他渐渐觉得敦煌有一种“磁场”，是莫高窟宝库的“灵感”，不断有人来找他。 “如果你能住在这里，你的心里就会有一种情结。”他说：“想想那些老老师和莫高窟，我们其实只是一粒沙。”
从2017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将与腾讯集团在AR/VR、云计算、智慧旅游、游戏、动漫、音乐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数字丝绸之路”文化保护与交流。
今年，韩氏夫妇参与了此次合作的一个内容，就是临摹第172窟壁画。他说，从第172窟开始，经过广泛考察，将制作出一张小色卡，将“敦煌色彩”未来产生的。
韩说，其实莫高窟的颜色每个时期也有变化，只是她变慢了。 “我们只是陪伴着她，用手中的笔临摹，记录她在这个时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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